年少时受苦,原是好的

年少时受苦,原是好的

联考放榜那天,我在报上寻找自己的名字。

找着找着,天哪,我竟然考上了台大工学院土木系。没有弄错吗?这可是所有自然科考生前一百多名的成绩。

我不敢相信,擦擦眼镜再看一次,自己的名字真的在上面。数一数,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,全班一共十四位同学考上台大,我正好是最后一个。

过去三百六十五个努力的日子没有白费。哈哈,再难的功课也可以把它背下来,考试没想像中那幺难。数理化加在一起也不过上千习题,我把所有参考书K完,不会也会了。我不由得有些得意起来,只是「土木系」这名字,又是土又是木的,有点不够响亮。

还有另一个不好。

台大离家太近了。我原本希望上大学后,就能够到外地去,暂时离开家里的阴郁情结。这下子没了藉口,只得每天通车上下学。

注册那天,母亲要送我去学校,我不肯,哪有上大学还要妈妈陪的呢?母亲轻声说道:「孩子,就让妈陪你这一次。」我这才意识到,我考上台大,对母亲一定有特别的意义。当她和我一起走进台大校门,走在那着名的椰林大道时,她的心中是何等骄傲啊!

在那时刻,她心中是否也想念着父亲?觉得把小儿子送进了大学,足堪告慰父亲在天之灵?

男儿志在四方

大一新鲜人的生活,没有想像中的兴奋。

也许是建中的自由风气原就接近大学吧!我继续高中时期就习惯的课外生活,受邀代表台大参加校际辩论比赛,在新生盃合唱比赛担任指挥,向大学新闻社投稿,偶尔参加男女生的郊游和舞会。

整个新鲜人生涯最快乐的一段,是土木系和中文系合组了一个合唱团,参加台大为新生举办的第一届合唱比赛。我又义不容辞,负起组团、选曲、练唱,和指挥的责任。我卯足了劲,发挥浑身解数,把这支合唱队伍带得有声有色。每次站上指挥台,我就彷彿变了一个人,幽默风趣,热情洋溢,活力十足。

我心里怀着极简单的意念:我能够领导着一群青年男女,快乐地唱着歌,人生是多幺单纯而美好。十八岁的青春年华,是应该充满诗章与歌声的。

我在这一群男女同学中,很受大家喜爱。一位中文系名叫张恕的女生,忽然跑来对我说:「白崇亮,我有一个好朋友朱丽文,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好像耶。她这次也做历史系合唱团的指挥,我介绍你们两个人认识好不好?」我顺口应了一声:「好啊!」也没怎幺放在心上。

直到比赛前一天,我们在文学院教室排练,终于见到了刚好在隔壁教室练习的朱丽文。那天她穿得一身白,显得很有气质,一看就知道是那种成绩顶尖的学生。我们简短交谈了几句,比赛在即,没有机会深谈。

往后四年,我和朱丽文也只在校园里碰过几次面,点过几次头。万万没想到的是,十年以后,她将成为影响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。

在课业上,整个大一我最喜欢,也读得最好的是国文。学校选《史记》做教材,我每每被司马迁笔下一个个豪情壮志的英雄人物所吸引,更不时为他人性的掌握,文字运用的细腻,和替人物在历史定位的气魄所折服。

我找了本《司马迁传》,在图书馆里从头读到尾,才发现司马迁之所以成为司马迁,与他人生早期的所有经历都相关。而其中最让我心动的,是他的父亲原本也是太史官,曾经陪同皇帝在往泰山祭天之前巡行天下。司马迁年方二十,就有机会随着父亲走遍全中国。这是何等心胸,何等见识,男儿志在四方,有为者亦若是。

但那时台湾仍处在戒严时期,连观光都没有开放。我哪里能想到,若干年后,我也有走遍世界各洲的机会呢?

忘了问自己:我是谁?

我这工学院的学生喜欢上国文课,而一本本动辄数百上千页的原文物理学、化学和微积分,却慢慢成为沉重的负担。台大工学院,毕竟不是闹着玩的。

暑假来临,土木系的同学们开始一个接一个申请转系,我心里慌了起来。原来对大多数考上土木系的同学来说,这已经是落伍的科系。电机、机械或是化工,才是流行。一向不干涉我学业的母亲,竟然也在这时向我表示,如果能转系成功去读电机,那就再理想不过了。

我陷入天人交战,再一次不知如何抉择。转系申请日截止前两天,我坐在楼梯上,试图把混乱的思绪釐清楚。「要转系,我的成绩不够到电机,机械还有可能。」「嗯,机械听起来比土木好多了。可是机械到底念什幺呢?」「机械我并不擅长,可是史怀哲博士在自传中不是说过,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做点不擅长的事吗?」「转系以后同学关係又要从头来过,值得吗?」

我自问自答了好一阵,没有什幺结论,几乎想用掷铜板来决定了。慢慢地,我的思考渐渐往一个方向发展:机械排名到底比土木高,从台大机械系毕业比从土木系毕业要有面子。史怀哲博士说得对,越不擅长的越要想办法克服。我这个人,感情太丰富了,将来要出人头地,必须学会应付冷酷的竞争,读机械系,正可以磨磨我的感性!

好了,就这幺决定,转机械系吧。

我那天在楼梯上坐了许久,但是从头到尾,竟然完全没有问自己:我这个人,究竟想成为一个什幺样的人呢?我的兴趣、我的理想、我的人生愿景都在哪里?我是否明白上帝造我,所赐给我最特别、最与众不同的部分是什幺?

我好像紧紧抓住那个要出人头地的期待,把自己一生的价值,毫不犹豫地交在别人评价的眼光中。也许,曾经失去一切的人,就不敢再要求什幺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我的人生还没有真正出发,却已经成为没有自我的人。

一个没有自我的人,不知不觉中,就会成为他不想成为的人。

我做出转系的决定,再度把自己的人生航向未知。

暴风雨已经在天边出现了。

悽惨的考试

大二开学,我走进机械系教室,没有几张熟识的脸孔,空气中瀰漫着一种焦躁的气息。

机械系二年级功课繁重是有名的。什幺静力学、动力学、热力学、机动学、电工学、流体力学、材料力学、工程数学七、八科主力课程,一字排开倾泻而下。在我还没弄清楚它们到底是什幺之前,期中考已然临到。

我一辈子没有考过这幺悽惨的考试,整个人像被淹没在山洪暴发后的大水之中。

考试成绩一天天出炉,我的心情也一再沉向谷底。热力学老师发卷子从最高分开始,我一直听不到自己的名字……已经过了及格边缘,往六十分以下坠落,还是没有发到我。直到最后一张考卷,才听到「白崇亮!」

机动学、电工学、流体力学,没有一科过的。我被「当」得晕头转向,背脊发凉,这才惊觉事情的严重。在台大一学期的学分被当超过三分之一,不能补考;如果超过二分之一,就要退学被当出校门外去。

从期中考看来,我已经到了退学边缘。

退学?不可能吧!我辛辛苦苦,费尽多大努力,背负多少期望才考上台大。要是这样退学,真是情何以堪,又如何向家人交待呢?

但是,我实在不大能适应机械系里面一些奇特的老师,也听不太懂他们在课堂上所教的东西。

一位从美国麻省理工回来的老师,上课时眼光都直视后方墙壁和我们说话,然后从黑板左上角开始,一路唸唸有词,导引数学公式到右下角,如此重覆直到下课。还有一位日本庆应大学材料学博士,已有一点年纪,他对学生要求极严格。我始终听不太懂那夹杂浓重英日混合的口音,更不用说老师教学的内容了。

天哪,那些符号、算式、图形进了我的脑子‧怎幺全无反应?我的细胞里似乎没有属于机械工程的化学反应。台大机械系这个响亮的名字,成为我的梦魇了。

从学生时代起,我总是因为成绩优异,而为自己建构的信心防线,开始节节败退。我不时想起万一被退学的恐怖和羞愧,更加无法专心念书。

我完全不敢,也不愿意告诉家人自己的处境。从父亲过世那一天起,我所有的事,都是自己决定、自己处理。我不习惯和别人商量自己的事,更不可以让家人为我操心。

真诚沟通,可以找到出路

我对机械一窍不通的难关,不可能靠自己走得过。我勉强打起精神,向同学借来笔记,没日没夜地努苦读起来。我的情绪一直十分低落,更怕被同学看成班上垫底的那种人。我过去的光荣事蹟没几个人知道,即始知道,那些纯属感性的事,在一个失败的机械系学生身上,彷彿也只是一种讽刺。

我慌乱而痛苦,只敢祈求先不要被退学。

不知从哪里来的念头,我突然决定去找教电工学的张斯敏教授。张老师那时刚从美国回来,温文儒雅,一派斯文,和其他机械系老师显得十分不同。我找到教授休息室,鼓足勇气对他说:「张教授,对不起,我的期中考考得很不好。如果您这一科的学期成绩再当掉的话,我就要被退学了。我想跟老师商量一件事…」

张老师抬头问我:「什幺事?」语气十分平和。我继续说道:「老师,我一定会尽全力準备期末考。但是,万一我还是没考过的话,可不可以这学期先向老师借一点分数,我下学期还您。」

张老师看了我一眼,只简单地说了一句:「可以考虑。」

接下来的几个礼拜,我又拿出準备联考的功夫,背下所有电工学的原理、公式和习题解答。考期末考那天,张老师在教室中来回踱步,亲自监考。他在我的座位旁停留了两次,观察我答题。铃声响起,我把卷子交上讲台,张老师对我笑了一笑,说:「你应该可以不必借分数了。」

那学期我的电工学成绩是六十一分,低空闪过,暂时不会被踢出校门了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学习到,沟通,特别是真诚的沟通,竟然能够在绝境中为自己找出意想不到的出路。

但是,警报暂时解除,危机却没有过去。我没有机械细胞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,机械系的日子却还必需继续下去。到第二学期,情况没有多少好转,勉强通过了几门课,材料力学和机动学还是连补考的机会也没有,必需重修。

很多年以后,每当我负责重要任务,却是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时,常会梦到自己不会画机动图,时候到了还交不出作业的焦急。不时,也会想起材料力学考卷发下来,四个题目只看得懂两题,看懂的两题只作得出一题,而作得出的这一题,答案又算错了的窘境。

这一年我二十岁,正是男孩要成年的年纪,成绩不好给我的打击不只是表象。我自幼代表了家庭的希望,背负着出人头地的期许,而我从未放鬆过对自己的要求,也从没有不努力啊!但在这弱冠之年,我的人生竟完全失去了方向,我对自己极度困惑。

困境中另有一盏灯

从我心中某个深远的角落,升起了一种渴望:我渴望有父亲的手来指引我,渴望他告诉我该怎幺做,渴望我可以再次抱着他的身躯,感到无比安全。但是,父亲的面貌是那样模糊,我听不见他的声音。

谁有资格夺走我的父亲?为什幺他必须要死?

我依稀想起母亲曾经说过,父亲原本有希望被判三十年,但他不肯认罪,就以死刑定谳。

父亲为什幺不留下生命?难道他不知道,有一天他的孩子会迫切需要他吗?

如果我选择念理工,读机械系是一项错误。那幺,你选择死亡,是正确的吗?

我的胸中翻腾,没有任何人能给我答案,我只能独自徘徊,黯然神伤。

另一方面,我没有悲观的权利,我必须强忍哀恸,武装自己。我不能放弃,我得鼓足精神,料理那头正向我扑面菆来的「机械怪兽」。

在内外交攻之下,其实我已接近崩溃边缘。或者,用现在的话来说,出现了许多忧郁的症状,连我自己也感到害怕。我觉得自己需要看医生,但在那个风气未开的年代,谁敢去看精神科医师呢?

生命中的另一盏灯,在这灰暗的时刻,默默地照射着我。

多年来,我维持着每个礼拜天到教会去的喜爱。即使在这最低沉的日子里,我也没有改变。在那些单纯的唱诗、敬拜、祷告、讲道,和能福中,我一次又一次累积着对待人生的信念。我就是相信,生命中存有那超越考试成绩,超越呼朋引伴,超越成败得失,甚或超越短暂人生的永恆价值。

其实,上大学以后,我到教会的心情已经有些不同。我会主动去教儿童主日学,接触孩子们的心灵。又担任中学生团契的辅导,陪他们读书,带他们活动,不时还指挥他们的诗班。即使前一晚还在和混乱的情绪挣扎,或第二天就有让人胆颤心惊的考试,我也不愿意错过见到他们的机会。

不同的面貌,都是我

不知是一股什幺力量,我进了教会,总会不知不觉表现出最阳光的面貌,付出我最大的热忱。有时我会怀疑,这样的我是真我吗?还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假我呢?

也另有些时候,我忧郁极了,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神情都会吓一跳。我不允许自己那样忧郁,对着镜子勉强自己露出笑容。那幺,哪一个是真我,哪一个又是假我呢?

多年后,我读到杜尼耶(Paul Tounier)的《角色与真我》,才明白这些都是「我」的一部分。那超越的真我,有一天会像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蓣,让每个部分的我和谐演出生命的乐章来。

一天晚上,我坐在房间里读圣经,回顾我的二十岁。在痛苦哀伤的心情中,我选择了「耶利米哀歌」这一卷书。

其中一句话抓住了我:「人在幼年负轭,原是好的。」从生命的角度来看,我在年少的时候受苦,这其实是好的。

我坐在那里默默想了很久,心情开始平复下来。

原来,我经过的这一切都有意义,这就够了。

本文摘自《勇于真实》

年少时受苦,原是好的

数位编辑整理:陈子扬
Photo:pixabay, CC0 Licensed.